民政部在2014年7月25日(星期五)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各界和广大媒体通报了今年上半年民政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和今年以来的灾情及救灾工作，介绍了“中华慈善奖”评选办法改革和民政部畅通慈善救助信息渠道等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以下是会议的文字实录。
张卫星：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大家知道，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明确要求。2014年中办发21号文件《关于建立健全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机制的意见》、2013年国办发100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 回应社会关切 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都明确提出，国务院各部门要建立健全例行新闻发布制度、推进信息发布常态化和规范化。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系列决策部署，加强民政新闻宣传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民政部在已有各项新闻发布制度基础上，制定出台了《民政部新闻发布工作规程》，已经2014年第9次部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从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政部新闻发布工作规程》确立了主题新闻发布、例行新闻发布、应急新闻发布和日常新闻发布相结合的新闻发布制度。
张卫星：
今天的发布会，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先生，请他介绍“中华慈善奖”评选办法改革和民政部畅通慈善救助信息渠道等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们的提问。
首先，我就今年上半年民政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和今年以来的灾情及救灾工作，向媒体的朋友们作一简要通报。今年以来，民政部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深化民政改革，强化制度建设，着力抓好年初部署的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实施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全面落实退役士兵安置改革政策、增强社区自治服务功能、提高防灾减灾能力、支持慈善事业发展、深入推动殡葬改革等8项重点工作落实，取得了明显进展。
配合国务院做好《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颁布实施，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即将下发《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部署最低生活保障绩效评价工作，组织开展“救急难”工作试点和“人情保”、“错保”专项整治，健全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2014年中央财政分别安排城市、农村低保补助资金518.88亿元、582.6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7.8%、15.1%。二季度全国城市低保月人均保障标准391.9元，月人均支出水平262.6元，同比增长11.34%、10.71%。农村低保年人均保障标准2590.4元，年人均补助水平1423.4元，同比增长14.4%、13.05%。
协调制定了加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推进养老机构责任保险、强化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提高养老服务标准化信息化水平等政策措施，开展了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养老服务信息惠民项目试点、远程医疗服务试点、国家智能养老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建设等6项试点，推动解决养老服务融资难、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难、养老机构税费减免难等制约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截至6月底，各类养老机构达到3.7万多家；养老床位509.8万张，同比增长18.22%；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25.2张，同比增长13.26%。
张卫星：
稳妥实施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部本级制定实施了过渡期社会组织登记工作方案。明确将民办非企业单位列为享受重点群体创业就业优惠政策的主体之一，推动解决高校毕业生到社会组织就业面临的落户和职称评定问题。实施2014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260多万群众从中受益。截至6月底，全国共登记社会组织56.1万个，社会组织总量同比增长10.87%。
制定了改进退役士兵教育培训、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就业创业税收优惠政策。对于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明确了一次性经济补助标准，并对教育培训的组织实施、承训机构的考核监督等做出明确规定；积极开展订单式培训、校企合作，为参训退役士兵提供就业创业的快捷通道，有效提高了有意愿参加培训的退役士兵的参训率和参加教育培训后的就业率。
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意见》，加强慈善超市创建，健全经常性社会捐助网络，推动捐赠的废旧纺织品综合利用。截至6月底，全国共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2.5万个，民政部门直接接受社会捐款20.5亿元，305.9万人次困难群众受益。
启动了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和第二批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创建活动。推进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截至6月底，全国共建立各类社区服务机构27.4万个，覆盖率达到40.2%，同比增长8.89%。开展了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专项督查，进一步规范了民政管理服务。
张卫星：
下面，我通报一下今年以来的灾情及救灾工作。据民政部统计，截至目前，今年以来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2亿人次受灾，533人死亡，97人失踪，371.9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191.8万人次需紧急生活救助；21.3万间房屋倒塌，168.7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12331.2千公顷，其中绝收1443.1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1575.6亿元。
针对各地灾情，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先后启动15次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14个工作组赶赴灾区，协助开展救灾工作。商财政部下拨中央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19.68亿元，调拨救灾帐篷3.8万顶、棉衣被5.7万床(件)、折叠床2.5万张等中央救灾储备物资，帮助灾区做好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工作。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正处于主汛期，抗灾救灾任务繁重。民政部将继续全力以赴，密切关注各地灾害风险和灾情发展，视情及时启动救灾预警响应和救灾应急响应，及时商财政部门安排中央救灾资金，调拨中央救灾储备物资，帮助灾区受灾群众做好紧急救助、过渡性生活救助、倒损住房恢复重建以及冬春救助等工作。
有关情况我就通报到这里。下面进入本次发布会议题。首先请詹成付司长介绍新修订的“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等有关情况。
詹成付：
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下面，按照本次发布会的要求，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两项新工作。一是关于民政部颁布的新修改的《“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
“中华慈善奖”是我国政府在慈善领域设立的最高奖项，是党和政府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体现，是国家对社会各界慈心善举的有效激励，也是弘扬慈善文化的重要载体。胡锦涛、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接见过“中华慈善奖”获奖者代表，并发表过重要讲话。截止到2013年，“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活动已连续举办8届，共表彰了261名个人、96家机构、127个慈善项目、248家内资企业和119家外资企业，并授予李嘉诚、邵逸夫等人“中华慈善奖终身成就奖”。应该说，“中华慈善奖”的设立及评选表彰活动的开展，已经成为中国慈善领域的标志性事件，有力促进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
为进一步做好“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工作，确保评选表彰活动公开、公平、公正，鼓励更多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支持、参与慈善事业，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试行)》和《民政部表彰奖励工作规定》，民政部在总结前8届“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于近期修订完善了《“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从9个方面进行了改革：
詹成付：
一是调整了评奖周期和表彰名额，提高了“中华慈善奖”的门槛。新的《办法》将评奖周期由过去的一年一次改为两年一次，同时将表彰名额由近些年的每届100个减少至每届不超过50个，表彰名额大幅度缩减。
二是调整了奖项设置，增强了“中华慈善奖”的灵活性和创新性。新的《办法》不再设置固定的奖项，而是规定每届评选活动举行时，结合当时的政府宏观工作部署、社会各界具体需求和慈善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来确定，以充分体现创新性、灵活性和时代性。
三是调整了工作机构，增强了“中华慈善奖”的科学性。根据新的《办法》，民政部将邀请各方面热心慈善事业的代表人物共100人，组成“中华慈善奖”评委库。每届的“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活动举行时，民政部将采取制定评委加随即抽取评委的方式组成评委会，负责评选工作。但评委个人或其所代表的机构如参加评选，则要实行“回避”制度。
四是规范了评选程序，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慈善奖”的公正性。新《办法》总结近年来的实践经验，正式确定了申报——推荐——提名——投票——拟表彰名单——公示——确认名单——公开表彰等8个环节组成的评选过程，环环相扣，既有评委会的独立评选和集体研究，又有社会公众的投票参与和直接监督，既有我们民政部门的审核把关，又有工商、税务、公安等相关单位和部门的联合把关，从程序上确保了“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工作的公正性。
詹成付：
五是设计了省级民政部门参与途径，增强了“中华慈善奖”的带动作用。新的《办法》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赋予了明确的工作职责，有利于调动全国各地民政部门的积极性，实现地方慈善奖与“中华慈善奖”之间的奖项衔接，提高地方慈善奖的权威性，带动地方慈善事业的发展。
六是突出了社会参与，增强了“中华慈善奖”的传播效果。设立“中华慈善奖”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传播慈善理念、吸引公众更踊跃地投身慈善事业，因此，新的《办法》设计了多项突出社会参与的条款，比如在评选过程中与富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开展全程合作，委托行业性慈善组织负责具体工作事务，对入选名单开展网络投票等等，这都是社会参与的具体体现。
七是设计了终身荣誉称号，增强了“中华慈善奖”的含金量。针对一些积极投身慈善事业的爱心人士多次荣获“中华慈善奖”的情况，为了更好地对他们进行褒奖和激励，也为了衔接国家正在研究出台的国家荣誉制度，新的《办法》规定，累计10年或今后连续5届获得“中华慈善奖”的个人，可授予“中华慈善家”荣誉称号，作为终身荣誉，此后可不再参评“中华慈善奖”；而参评企业、机构和项目则不受时间和届次的限制。
八是设置了提名奖，增强了“中华慈善奖”的激励作用。新《办法》规定，凡是在评选过程中入选了提名名单，并且公示后社会无异议，但最终没能获评“中华慈善奖”的参选者，可以获得提名奖。
九是建立了惩罚机制和奖项撤销机制，增强了“中华慈善奖”的约束性。新的《办法》规定，被推荐或自荐参加“中华慈善奖”评选的个人、企业、机构或项目，填报评审材料或者在网络投票中弄虚作假的，一经核实，6年内不得再行申报。获奖者出现严重违法违纪行为或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要对其已获奖项予以撤销。
詹成付：
我还要向大家补充说明的是，《“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的修订工作，是从去年我们举办第八届“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活动后启动的。在修订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记者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一方面，大家帮助我们大力宣传修订工作，征集到了大量来自社会公众的意见建议；另一方面，在座的多位记者朋友还参加了一些我们的座谈会，当面向我们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在此，我要向大家表示郑重的感谢。
接下来，我要向大家发布的第二项工作，是关于民政部牵头编撰的《2014慈典——慈善救助信息实用手册》。
信息不对称是多年来困扰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一方面，对于许多遭遇困难的社会公众而言，他们不知道除了政府救助之外，还有哪些慈善资源、慈善项目可以帮助自己；一方面，对于很多慈善组织而言，他们拥有资金、人力和项目，由于信息不对称，却难以发现和锁定要帮助的对象。这也是我在上周五第三届慈展会新闻发布会上曾经提到的，当前存在慈善资源对接分散低效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编辑《2014慈典——慈善救助信息实用手册》就是我们做的多种努力中的一种。
詹成付：
这本《慈典》是由民政系统发起，公益媒体承办，慈善组织团结协作、聚智聚力的成果。去年年底，我们以民政部办公厅名义下发了《关于广泛开展慈善项目信息征集工作的通知》，请全国各地的民政部门发动慈善组织踊跃上报慈善项目。同时，我们确定了遴选项目的三个标准：一是项目以扶贫济困为重点；二是举办项目的组织是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具有法人身份的慈善组织；三是项目在2014年内仍然运行。按照这三条标准，在各地上报的数千个项目中，我们最终遴选了近2000个优秀项目，编辑了这本《慈典》。
《慈典》中的项目，囊括了生活救助、灾害救助、教育救助、医疗救助等多个领域，服务于老人、儿童、残疾人、妇女、进城务工人员等多个群体。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环球慈善》杂志社的同志们，他们耐心、细致地对各地所上报的海量信息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归类、确认、编辑、校对、印刷以及发放。今天《环球慈善》杂志社的吕惠民社长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用掌声向他表示感谢。同时，我们也要感谢宋庆龄基金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全国工商联、中国慈善联合会等单位和组织，以及在慈善项目征集过程中帮助我们大力宣传的各家媒体。《慈典》是一本免费供社会公众使用的手册，是大家的共同努力，让这一目标得以实现。
去年年底，国务院颁布了《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明确提出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为发挥慈善事业的社会功能开辟了巨大的空间。编辑《慈典》，也是我们落实《办法》的一项实际行动。当这本《慈典》付梓之时，李立国部长为之提笔作序。在此，我就引用序言中的话来结束今天的发布：“让我们广泛播撒慈善种子，畅通资源流通渠道，激发慈善力量充分涌流，为发展壮大现代慈善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两项新的工作就给大家通报到这里。
张卫星：
谢詹司长的介绍。下面进入提问环节。提问前请报一下你代表的媒体机构。
新华社记者：
两个问题想请问詹司长，一个是，您刚刚在发布中提到，民政部将邀请100位社会各界的代表来组成“中华慈善奖”的评委库，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相关的做法？第二个问题，我们这本《慈典》，对于困难的群众来讲，他们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来获得和取得这本手册？
詹成付：
于100名代表组成的“中华慈善奖”评委库具体是这样的，评选的时候民政部将邀请党政军有关部门、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包括我们的媒体多方面的代表100人组成评委库。按照目前这个新的《“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这100个席位中，机构的代表占70%，就是有70名，个人代表有30名。最近我们将通过两种方式来邀请他们参加：一是，向有关机构发出邀请，请他们委派代表；二是，通过我们的媒体，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记者，通过你们的渠道向社会发出征集，请关注慈善事业的专家学者、慈善工作者、媒体、会计师、律师这些专业人士毛遂自荐。如果报名人数太多，我们还将根据专业性和影响力帮我们进行筛选，最后确定这100名。
第二个问题是，困难群众如何获得这本《慈典》。我们目前这本《慈典》大概印有2万册，我们通过邮局大概在全国确定了596家国家级贫困县，这是我们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我们给他寄去，每个民政局大约我算了一下是20—40本，请我们贫困县民政局的同志把这个信息再往乡镇的民政处里边发放，一般他们跟我们的帮助对象、困难群众联系比较多。同时我们还将把这本手册，在邮局、车站、码头、医院等一些公共场所拜访，这样便于更多的人看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放在互联网上，这样有更多的互联网群体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传播。
总而言之，多渠道的使这些信息让慈善组织知道、让老百姓知道，我们就搭建这个平台，叫供需见面。
《中国青年报》记者：
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中华慈善奖”的评选，想了解一下，下一届“中华慈善奖”的评选表彰活动大概计划在何时举行？我们看到新修改的《办法》里面，说没有对奖项进行固定的设置，就是每届有灵活变化，即将举办的这届怎么考虑设置的？另外，有关现在救灾情况的，因为我们也了解到前两天海南省文昌有灾民领取到发霉的面包的事情，后来我们了解到现在已经问责了，我们想了解，以后在这种救灾物资的采购上、发放上怎么能做到更好的有差异化的、精细化的发放，而且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呢？
詹成付：
第一个问题，第九届“中华慈善奖”的评选我们到今年下半年要进行启动。第二个问题，“中华慈善奖”按照新的《办法》，我们没有进行固定的奖项，主要就是针对以往的经验我们总结出来的，过去有固定的奖项，这次不设固定的奖项，主要是便于慈善评选表彰能够回应社会的关切，能够配合政府的总体工作，能够体现慈善事业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的特点。比方说，当社会对社会救助很关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当年当届的慈善表彰中突出社会救助类的项目，目的没有别的，就是用导向性使我们的慈善资源真真正正的为老百姓服务，能为我们社会发挥作用。
张卫星：
刚才您问救灾物资的问题，我尝试着回答一下。应该说救灾物资是帮助群众解困的关键物资，也是关系到群众基本生活的重要基础，在保障救灾物资，特别是食品和饮用水的安全方面，应该是救灾工作的底线和基础。海南的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民政部高度关注，也及时就这个事情跟海南省民政厅进行了沟通。据我们了解，目前海南省纪委、民政、工商以及食品药品监督、公安等部门已经就这件事情展开了全面调查，并且依法依规作出了处理。可能大家从网上也能了解到，7月23日，海南省有关部门已经向社会公布了事情的经过，同时对象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在保障救灾物资的个性化需求以及物资储备保障方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民政部和财政部共同建立了救灾物资的储备机制。
在物资的品种上，各级民政部门是按照保障受灾群众有安全住所、有饭吃、有衣穿、有洁净的水喝的要求进行储备。中央救灾物资主要侧重于储备生产周期长、通用性比较强的物资，目前主要包括三大类14个品种，主要涉及到帐篷类、被服类、装备类，地方民政部门主要是储备一些保质期短、符合当地特点的物资。
在储备的调运管理方面，这几年民政部会同财政、发展改革、交通等部门，以及军队建立了救灾物资的定期储备、大灾后的应急补充储备、以及部门协同配合、军地应急联动、省地级应急救援等机制，应该说无论是从汶川地震，还是这几年的玉树地震、舟曲山洪泥石流、芦山地震等等，都保证了救灾物资应急调运工作的高效进行。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从近年救灾的实际来看，与现阶段的救灾需求以及群众的期待相比，救灾物资储备不足、方式单一、品种不够丰富、救灾储备库的布局不够合理、管理手段相对落后这一系列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国家减灾委、民政部正在着手制定国家综合防灾减灾“十三五”规划，力求通过规划以及有关项目的落实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针对“中华慈善奖”的问题想问詹司长，您刚刚提到在以后的评选表彰工作中地方部门要参与进来，特别是地方慈善奖和中华慈善奖之间要进行关联，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打算？另外关于我们的救灾工作，请问一下，现在民政部门在救灾尤其救灾物资的存储以及发放过程中，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或者是我们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詹成付：
目前为止，地方我们统计了一下，有16个省份设立了地方性的慈善奖，还有一些地级市的城市也有相应的奖项，在国家层面咱们就是“中华慈善奖”，这一次新修订的《办法》，把地方民政部门的因素也引入了，目的就是凸显全国一盘棋的效果，也是我们近年来一直想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努力。具体怎么操作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每次在评选优秀慈善项目的时候，我们都会采用因素法的做法，从项目的效果、覆盖面、可持续性、创新性、可推广性等等这些方面进行打分，然后再作出比较，以后的评选过程中我们就不需要再做这些重复性的工作了，反而是获得地方性慈善奖就可以直接进行加分因素，同时这么做我们觉得也可以提高地方慈善评奖项目的权威性，也使他们的项目上档次。
“环球慈善”杂志社记者：
咱们的名额从100名减少到50名，对那些获得“中华慈善奖”的企业，会不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
詹成付：
100名减少到50名，实事求是说，我们就是想提高“中华慈善奖”的含金量。会不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呢？我觉得不会，为什么呢？一方面，任何做慈善的人，我想他的动机和目的不是为了获这个奖，比如，“我做慈善就是为了获‘中华慈善奖’，这是我的终极目的”，就意味着他不是真正的做慈善。他的功利性太强。第二，我们还有一个提名奖，这个提名奖大概有100名，你获不了“中华慈善奖”，可以获“中华慈善奖”的提名奖。我刚才在介绍的过程中也给大家介绍了，获得提名奖实际上就是对做慈善的一种激励作用。“50个加100个”我觉得是可以的，是比较适度的。
《光明日报》记者：
近期媒体广泛报道了广西的“杨六斤事件”，我想问一下，詹司长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詹成付：
我还在广西挂过职，离那个地方还是比较近的。好像是百色的一个县，靠近贵州那一带。杨六斤这个事情凸显了很多问题，你看他很快地能够募集那么多钱，说明我们社会还是有爱心的，当大家发现杨六斤这个困难对象以后，自发的向他进行捐款，我们的正能量，我们的媒体要很好的弘扬。第二个，说明我们慈善组织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发挥，还要进一步的加强。我在思考，为什么他们捐款的过程中没有向某一个慈善组织去捐，再由慈善组织交给杨六斤进行他们的项目呢？而是直接捐给他，这里可能隐含着对我们慈善组织不太信任，因为我们一些慈善组织近些年来暴露出的信息不公开、不透明，让人不放心，所以就“面对面”的捐款。
第三个，也给我们进一步规范慈善行为提出了一些新的任务。我觉得杨六斤这个事情起码有这么三个视角，凸显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当然在参与制定慈善法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考虑到这个案例，我们也觉得随着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应该更多的通过慈善组织去做慈善，可能更有保障一些，当然我们也不反对“面对面”的进行直接的帮扶和帮助。
香港文汇报记者：
我想问一下“中华慈善奖”的问题，现在已经连续举办八届，在过往的一些慈善奖评选中可能会有一些争议的企业或者慈善家落马，我们在评选慈善奖的时候如何去规避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个设立这个奖项的道德的标准？因为之前丁书苗还有四川的一些企业，在没有出问题之前，都是获得过慈善奖的，这次改革有没有考虑这些问题？怎么去规避？因为一旦出了问题，其实对“中华慈善奖”是不太好的，对它的信誉或者各方面都是不太好的影响，请问在这块是怎么考虑的？
詹成付：
我们在修订《“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的过程中也考虑到这个因素，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有八个程序，从申报到最后确定、公示的过程中，包括有社会参与、社会网络投票，这本身就是把获奖名单置于广大公众监督之下，给了我们评选者来把关、审核的一个广泛空间，这样在这个过程中就能发现一些问题。另外，我们还请地方民政部门参与，行业有关部门来审核。
有没有可能经过了这些程序依然会有漏网之鱼闯进来了？会不会有，我不敢打保票说没有，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有惩罚机制，一旦发现就会撤销。他隐瞒了很长时间，最后我们发现，某某届的时候他是通过不正当的途径获奖的，或者隐瞒事实，有违法行为，那没关系，一旦发现，立即查处，取消他的荣誉称号。这样在评选过程中有一开始的公开投票，有公众参与，再有审核，再到发现后的撤销机制，我觉得这么一个闭合系统可以保证不给想对这方面试法的人机会。
张卫星：
由于时间关系，提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可以在会后联系部新闻办。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