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冒工农代表多 人大歪风谁造成？
文／陈杰人
前天，在全国人大北京代表团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中组部副部长王尔乘直言，目前人大代表选举工作问题突出，代表的身份严重失真，一些企业主冒充工人、农民或科技人员身份当选，那些真正来自基层的人选无法获得提名。
“杰人观察”认为，这是本次人大会中最富批评精神的真话，因为这一真话直击当前中国人大代表制度某种程度上的虚伪性。作为一位中组部的副部长，能够说出这话，实属不易，值得敬佩。
根据人大制度安排，人大代表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组成人员中除了官员、党员外，应该有各民族人员、一定比例女性、基层工人农民代表等。这种制度的初衷，本意就是为了让权力机关真正代表全国各阶层、各地区、各利益群体。
但让人遗憾甚至鄙夷的是，过去十多年来，所谓工人、农民代表，基本上沦为一句空话，很多企业主和官员，都冒充基层工人农民代表，比如，一个县长或镇长，就可用农民代表身份登堂入室，而一个企业主，则以工人代表自称。
“杰人观察”分析过好多代表团的名单标本，发现那里面的人选，基本上就是官、商两种人占据大部数，即便其中有个别真正的工人农民代表，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已经彻底失去了对工人和农民利益的代言可能性。换句话说，很多代表团，实际上已经沦为官商一体化的权贵政治共同体。
这种局面的成形，并非一日之功，而是过去十多年来逐步沦陷的过程，其原因亦很复杂，可以分析出的因素，就至少包括如下方面：
一是现在全国人大代表各省代表团都是各省委主导名单，在很多省委领导看来，真正的工人或农民，没见识，没水平，不愿意和他们同桌开会，所以他们宁愿选择一些有共同利益诉求的人，或者属于共同话语体系的人组成代表团。
二是很多省委负责人基于“政治风险”的控制，而故意排斥基层代表。省委官员深深明白，只有官员和企业主当代表时，才不会乱说话，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和危险。如果是真正来自一线基层的工人或农民，他们没有官位升降之虞，没有讨好拍马之需，没有察言观色之习，通常想什么就会说什么，真正替基层说话，但这种说话，就会让省委不舒服，甚至让更高层不快。为了控制这种直言下的政治风险，省委通常不会让更多的基层工农代表当选。当然，如果每个基层代表都如同申纪兰，那就另当别论。
三是在代表的遴选过程中，很多地方其实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而稳定的利益交换机制，很多地方盛传，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的标价是5000万元。比如湖南衡阳贿选丑闻，就暴露了衡阳市在遴选省人大代表时的政治买卖黑幕，省级如此，国家级可想而知。在权钱交易中，试问哪位真正的工人或农民有钱去买代表职务？
四是从全国人大层面来说，过去多年来开会，缺乏辩论，缺乏质疑，缺乏真正的利益博弈和对抗机制，继而形成了皆大欢喜、满堂鼓掌的虚伪程式。而这种程式所需要的代表，绝不是无欲则刚的基层代表，而是可以有效控制的其他人种。环视中国，真正能够被控制、自愿被控制的人群，无非两种——官员和企业主。所以，为了将每次大会都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全国人大层面也最愿意遴选听话代表而不是口无遮拦的基层代表。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大制度，基于政治的形式主义和运作上的可控原则，催生了很多假冒基层工人、农民代表的人选。
好在，这次中组部副部长王尔乘的批评，不仅道破了真相，而且发出了暗示——在下一届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代表中，代表的构成将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基层的利益和诉求将会得到更多反映和尊重。这种批评所包含的信号，可以被善意理解为最高决策层愿意打破痼疾、重构权力机关的开明思想和积极努力。
在“杰人观察”看来，既然可预期的未来，中共一党领导体制无法被改变，那么，改变人大代表组成，使真正能够体现各利益群体声音与诉求的代表被广泛纳入到最高权力机关，继而通过改革会议制度、提升人大权威等努力，使基层利益与各群体利益都能在权力机关有效博弈，这也不失为一种稳妥而可行的政治改革路径。
对此，“杰人观察”乐见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