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集权专制社会能够维系两千一百年之久，科举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如果不是西洋文明的强制性介入，今天的中国人也许仍跪在达官贵人面前三拜九磕。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
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事实上，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在儒家学派定于一尊之后的漫长年代里，当然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有时也笼统称之为“读书人”，当然读的是儒书。在专制社会的中国，他们以作官为唯一职业，所以更精密地说，士大夫即担任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正在苦读儒书，将来有可能性担任官员的人物。
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又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概念。士大夫都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不一定是士大夫。士大夫专指那些以做官为唯一目的知识分子。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很难区分开来，因为那时读书人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当官，只有极少例外。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当官没有必然联系，但只要有机会当官，很少有知识分子会放弃这个荣耀。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与士大夫在血统上是一脉相承的，本文的主题“士大夫的悲哀”也可以说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下中国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起源于隋王朝，到唐王朝才成为一种备受尊重的制度。最初目的是变革门第世家独霸政府的不合理现象，通过公开竞争性考试向平民阶层选拔新进官员，凡考试及格的知识分子，不问门第出身，一律委派官职。因此，科举制度在早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对提高整个统治阶级的整体素质，扩大政府的统治基础，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这个进步合理的制度，因为唐以后的政府给予了过高的重视，才日益变得不合理起来。宋王朝时，考试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视在今天的读书人看来简止不可思议。当进士及第的高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市时，首都开封就好象疯狂了一样，万人空巷。到了明王朝，科举成为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非进士出身的人无论贡献多大，都不能担任宰相或部长级高级官员。不通过科举考试知识分子就没有任何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的学校不过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科举考试的重视程度步入了一种畸形状态，成为社会停滞不前的罪魁祸首。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只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时中断数十年），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被废止。在此一千三百年中，成为儒家学派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目标。科举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使政权向下稍微作一隙的开放，使拥有相当资产的平民有机会借此一隙狭缝，爬到政权高峰；但也使帝王用它来控制知识分子。这些被长久控制的知识分子，在帝王和平民之间形成一个新的统治贵族，使本来应该和平民结合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变为维护专制体制的力量。尽管科举制度对中华文明有利有弊，但从总体上来看弊大于利。中国国力的衰弱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在发明科举制度以前，中国一直很强大，中国人以饱满旺盛的精力，生龙活虎一样使山河动摇，从未被外来的野蛮民族征服过，相反还不断打败北方那些强大的游牧民族，把他们的领土并入中国版图，把他们的人民强制性地融入汉族这个大家庭。被中国击败在北方无法立足因而被迫西迁的北匈奴汗国，居然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巨大压力，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民族大迁徙，强大无比的西罗马帝国在它的手中连吃败仗并进而支离破碎，可见中国当时强大到何种地步。自从有了科举制度，中国的国力日益衰弱，在对外战争中连吃败仗，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且先后两次整个国家被蛮族征服，全体国民沦为亡国奴。这就是科举制度惹的祸。
科举考试和十九世纪后期西方文明国家兴起的公务员考试不同。一是考试的内容不同：科举考试的内容相当狭窄，只考儒家学派的九本儒书，考生答题不能有自己的观点，而是代“圣贤”立言。公务员考试的内容相当广泛，不但考核与办理公务有关的专门知识，而且还考核自然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等通才知识，公正地评判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考生答题要有自己的观点，尤其重视考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二是考试的目的不同：科举考试的目的是做官；公务员考试是为国家选拔办理公务的合格人才。在“官本位”的中国，官僚是人上之人，拥有很多特权；公务员则是普通国民，没有任何特权。
西方的知识分子因为掌握了自然和社会科学的缘故，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导力量，因此他们是所在国家的先进阶级，是社会的进步势力。中国专制社会的知识分子所学的知识则与自然社会科学无缘，他们的知识面极为狭窄，所受的全部教育和所学的全部知识仅限于儒家学派呆板僵硬的教条，教材不是“四书”就是“五经”，课程则主要教授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应付科举考试。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充其量只是儒家学派的修士或传教士，不是国家的先进阶级和社会的进步力量。相反，因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保守崇古，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也就不自觉地扮演了阻碍社会前进的角色。至于知识分子中的士大夫，因为沾染了中国官场特有的腐败气息，就更不可能成为进步力量了。在封建社会前期，儒家思想里面还有部分合理内核，那时的知识分子因为识字较多见识较广的缘故（普通百姓则目不识丁足不远行），还可勉强跻身于社会前列。到了宋王朝，儒家思想已开始僵化，儒家学派中最为机械保守的宗派——理学道学成为帝王钦定的中国社会正统思想，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理性火花不再闪现，儒家思想也因此变得更加保守刻板更加不合时宜，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也因此由社会的进步力量变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文字狱和八股文的出现，儒家思想蜕尽了人情味的外衣，只剩下死硬刻板的教条。知识分子残存的一点灵性也被无情扼杀，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做八股文和如何做官，成为社会最为可悲可哀的阶层和社会前进的绊脚石。自辛亥革命以后，知识分子终于从“四书”“五经”中解脱出来，但儒家思想并没有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它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在一定时期内将长期存在，对知识分子的灵魂产生潜移默化的毒害。今天的知识分子虽然不象明清时期的读书人一样皓首穷经，作茧自缚，以做官为第一要务，但他们的脉管内仍流着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血液，个性品格、人生品味和价值取向受士大夫的影响很深，如果拿官帽子在他们眼前晃几下，不为之心动的没有几个。
我在文中一再地提到知识分子，似乎偏离了主题，其实是为了加深读者的印象。今天的中国人对士大夫这个名词不太熟悉，但对知识分子则耳熟能详。前文已经说过，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同气连枝，谈知识分子也就是谈士大夫。下面又开始言归正题了。
（二）
在中华文明史上，士大夫扮演着受压制受迫害的角色，处境一直很被动；一旦与其它权力集团发生利害冲突，失败的总是士大夫，明末“东林党”的惨剧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尤其是到了近代，知识分子连最后的一点自尊也毁灭殆尽。士大夫的悲剧，当权者的责任不容推卸，他们认为读书人不好糊弄，而统治者或多或少都有点愚民的倾向，因此他们在感情上排斥知识分子；除此之外，知识分子自身的品格缺陷才是一切不幸的根源。
——贪图安逸，不思进取，不尚冒险，对自己的生命过于珍视。
冒险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最大财富，富于冒险的民族一定是开拓进取积极向上的民族。在世界近代史上，基督教世界接连出现了一连串功勋卓著的探险家，歌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麦哲仑驾着帆船环球航行，证明地球是圆的，为西方世界掠夺东方土地财富开辟了道路。近代史早期的两个殖民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奠基人达卡马、柯尔蒂斯、阿尔马格罗也全是冒险家。柯尔蒂斯征服了黑西哥和中美地区，阿尔马格罗征服了幅员辽阔的印加帝国——除巴西外的整个南美州。更为神奇的是：柯尔蒂斯的军队只有四百人，阿尔马格罗只带了一百八十名非职业军人，他们的对手是淹没在万山丛中神秘陌生的庞大帝国，没有置生死于度外不干出惊天事业不回头的冒险精神，就没有人敢向前迈进一步。可见冒险精神对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至关重要。正是这些冒险家，使积弱不振的基督教国家加速度地富裕强大，从被动挨打被征服被奴役的恶梦中走出来，成为近代世界的主人。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最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在事关大局的场合总是把个人的安危进退摆在第一位，不切实际地期待天上掉馅饼，搏个没有危险的功名。殊不知风险和机遇是一对孪生兄弟，世上根本没有收益丰厚而又绝对安全的事业。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没有一个是士大夫出身，接理他们最有条件统领群雄兴帮开国，就是因为他们贪生怕死不敢迈出第一步。等到刘邦、赵匡胤、朱元璋之流的市井流氓捷足先登坐上帝王宝座时，他们又开始在心理上大大地不平衡，抱怨上天不长眼睛。
有一则历史事件可以说明士大夫的患得患失心理：秦王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民众纷纷武装起来攻杀秦帝国的地方行政长官。萧何是沛县的一名文官，他策动民众暴动，率领暴民攻入县衙，杀掉了他的上司沛县县令，夺取了沛县的统治权。武装民众一致推举他当头领，这本是一个特殊荣耀和出人头地的巨大机会，可萧何却不领情，拒绝出头领导他们，而是别有用心地推荐沛县犯了死罪的地痞流氓头目刘邦代替他的位置。因为他对起义能否成功没有绝对的把握，如果起义失败，他这个头领将第一个掉脑袋，不如让意识不到严重后果的大老粗刘邦来顶缸。没想到刘邦的乌合之众居然打败了强大的秦王朝，刘邦坐上了帝王宝座，萧何则心不甘情不愿地作他的后勤部长，并为保住这个部长耗费了毕生的心血。萧何的才能比刘邦高出十倍以上，比刘邦更适合皇帝的位子，如果他当初多一点冒险精神，这个帝王宝座就非他莫属了。
除了不尚冒险外，士大夫的懒散也是有目共睹的。士大夫在取得功名之前，独守寒窗苦读圣贤书，既勤奋又能吃苦；一朝进士及第，当年的吃苦精神也随之丧失殆尽，除了升官发财外，没有人想到在学识和能力上作更高的超越，只满足于饱食终日，拥妻抱子，应付好到手的恍恍惚惚，不求进步，不求效率的官位。部分知识分子功名还未到手就出奇地懒散，除了读书外什么也不干，一幅颓塌潦倒的落泊相。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连衣服也懒得洗，胡子也懒得刮，就更不用说洗澡擦身子了。如果不是那一身破旧的长衫标明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人们很容易把他和乞丐划等号。今天的知识分子也或多或少地继承了这一劣根性，读中学时废寝忘食，几乎没有“头悬梁、锥刺股”，千辛万苦应付高考；一旦考上大学，毕业后谋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就万事大吉，很多人一年到头不写一封信，不看一页书，对抹牌赌博等不动脑筋的消闲到有很高的兴头。
——舍本求末，不辩是非轻重，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过于认真。
宋王朝的第四任皇帝赵受益没有儿子，收养他堂兄的儿子赵曙为儿子，赵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赵允让。一０六三年，赵受益去世，赵曙即位，朝庭发生了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当时士大夫却认为关系社稷存亡的称呼问题，即赵曙应该称呼他生身老爹（赵允让）什么？大臣欧阳修、韩琦主张当然称为父亲，这主张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根据儒家学说，主张应该称他生身老爹（赵允让）为伯父。因儒家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宗法制度下，赵曙是“小宗”入继“大宗”，就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父亲”（赵受益）的堂兄（赵允让）当然称为伯父。两派都拥有广大的党羽，而以司马光的党羽最多，热情也最高。他的党羽之一的监察部长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曙一定要称老爹为伯父；咨议部长蔡伉进见赵曙时跪下来痛苦流涕，陈述国家兴亡就在此一称呼。另三位党羽监察部主任秘书吕诲和监察部委员范纯仁、吕大防也显得正气凛然，请求把欧阳修、韩琦二人处斩以谢天下。当赵曙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坚持称自己的老爹为老爹时，司马光党羽竟然群情激奋，威胁要集体辞职。
象司马光这样的国家大臣，应该以国家大事为第一要务，当时宋帝国的大事很多，边界兵连祸结，宋军连吃败仗，国家财政负担日重，仅向外国缴纳岁币一项每年就达五十万两（辽帝国三十万两，西夏帝国二十万两）。广大农民在沉重捐税和士大夫地主强烈兼并下纷纷破产，国家税源日益枯竭。这些士大夫应该关心的问题，司马光等人却不以为意，巴不得把这些棘手的事推得越远越好。“濮仪”本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是大臣不应该过问的皇家私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下来的关系帝国存亡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被迫每年纳贡还要重要。充分暴露了士大夫本末倒置，没有辩别轻重是非能力的特质。
注意这样的一个事实：司马光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素质还算最高的，他主编的四百万字的巨著《资治通鉴》直到今天仍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他的见识尚且如此，其他的士大夫就更不用说了。
类似的闹剧在士大夫编年史上绝非偶然现象，四百年后的明王朝就发生了著名的“大礼议”事件，它是宋王朝濮仪事件的翻版，但比濮仪事件更热闹更荒唐，象一部妙趣横生的喜剧一样让人忍俊不禁。
明王朝第十一任帝朱厚照死后，没有儿子，由他的堂弟朱厚骢继位。因为朱厚骢是以亲王的身份入承大统，于是发生我们现代人连死也想不通的大礼仪事件。濮仪事件中的现任皇帝赵曙是死皇帝赵受益的侄儿，自幼就被赵受益抱到宫里当作儿子抚养。大礼仪事件的现任皇帝朱厚骢只是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两人从未见过面。依人伦常理判断，濮仪事件所发生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但它还是不可抗拒地发生了。儒家系统的士大夫翻开古老的儒书，拣出一条荒唐的逻辑：认为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朱厚骢虽无法作朱厚照的儿子，但必须作朱厚照的父亲朱佑樘的儿子，这样大宗才算不绝。依此推断，朱厚骢应该改变称谓，称伯父朱佑樘为父亲，称伯母朱佑樘的妻子为母亲，而改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改称自己的母亲为叔母。
这一次跟濮仪事件不同的是，政府全体官员的见解完全一致，说明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素质在四百年中有很大的滑坡。只有一位新考取进士，在教育部实习的年轻人张璁有另外的看法。他向教育副部长张瓒说，朱厚骢是继承堂兄的帝位，不是继承伯父的帝位，是入继帝统，不是入继大宗。朱佑樘自有他的儿子，如果一定要大宗不绝的话，不应该为朱佑樘立后，而应该为朱厚照立后，所以朱厚骢不应改变称呼。但他的建议立即招徕以宰相杨廷和为首的全体官员的怒斥，并险些招来杀身之祸。朱厚骢当时只有十五岁，位子还没坐稳，只好向士大夫官员屈服。四年后，朱厚骢认为帝位已稳，就正式下令恢复旧称，伯父仍称伯父，父亲仍称父亲。士大夫官员大为震动，一个个如中风狂走，象是到了世界末日。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尤其激烈，他大声疾呼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义死节正在今日。”另一位大臣王元正也哀号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于是包括各部部长在内的全体高级官员数百人（都是士大夫出身），一齐集合在左顺门外，匐伏跪下，大喊朱元璋和朱佑樘的帝王称号，然后放声大哭。（一个大男人能够当众大声哭号，真难为他们。）他们宣称所以如此，是痛心千古伦常和国家命脉都已频于毁灭前夕。虽然有宦官奉朱厚骢之命前来劝解，但他们誓言在朱厚骢不改称父亲为叔父、母亲为叔母之前，就要一直哭下去。
朱厚骢下令逮捕哭声最大的官员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锦衣卫诏狱。第二天再补行逮捕九十余人，全部在早朝的大殿上当众打屁股，其中十九位士大夫没有福气承受这种“养士”的待遇，竟横死在杖下。杨慎、王元正幸而不死，于廷杖后贬窜蛮荒。
一五四０年，朱厚骢为了修炼成仙，象被皇宫吞没了一样，不再出席早朝，不跟群臣见面，国家行政因此陷于瘫痪。自一五四０年到一五六六年逝世，二十七年间总共只跟群臣见过四次面，平均每七年出席早朝一次。象这样关系帝国命运的大事，士大夫更有理由跪在宫门外集体请愿，应该哭得更为响亮，但他们居然没有去哭谏，甚至一个人也没有。
——心胸狭隘，自视过高，互不买帐，好口舌之争，好拉帮结党，讲派性不讲原则。
中唐时期，唐王朝中央政府出现了著名“朋党之争”。以李德裕为首的代表门弟世家出身官员的“李党”和以牛僧儒为首的代表平民出身官员的“牛党”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权力之争。两派互相攻讦，极尽倾扎陷害之能事，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为了党派内部的狭隘利益无视最基本的原则和是非标准。
党派之争的特点是：一切以是否属于本党本派为唯一尺度，属于本党本派的纵坏也好，不属于本党本派的纵好也坏；党派内部的人犯了再大的错误也好商量，党派外部的人就是再小的失误也要上纲上线。至于善恶、是非、好坏、正邪、美丑等价值尺度都要从属于党派这个尺度，不能独立作为评判某事某人的标准。
牛党全是进士及弟的知识分子，按理应该比靠祖宗福荫不学无术的李党有更高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标准。如果不涉及到党派他们确然有不少可取之处，如牛僧儒的节俭廉洁和自持自律在唐政府内部堪称典范；可一涉及到党派之争就立即丧失理性，其偏狭短视比李党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打击自己的政敌不择手段，不惜践踏国家利益，甚至不惜与比李党邪恶百倍连牛党也从心底蔑视的宦官结盟。事实上在党派之争中，只要能有效地打击敌对的政党，士大夫就是连毒蛇也愿意与之结盟，即使明知在打败政敌之后自己也随之被毒蛇吞食也在所不惜。
八二九年，李德裕在一代名相裴度的推荐下入朝就任宰相；牛党巨头李宗闵借助宦官的力量也被任命为宰相。两党巨头短兵相接，李宗闵因有宦官的支持显然占有上风。只几个月功夫，李德裕、裴度先后失去了宰相职位，牛僧儒回朝担任宰相。李德裕被逐出长安，去兵连祸结的西川军区担任节度使。西川军区是防御吐蕃王国的前沿阵地，而吐蕃王国又是一个强大可怕的对手。这个在冰天雪地的高原上磨练出来的强悍民族，一直对唐王朝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在唐王朝强盛时期，唐政府的远征军在亚洲大陆上所向无敌，可对西南边境的这个小王国则占不到半点便宜，无奈之下只好采取传统的“和亲”战略，把美丽的公主嫁给吐蕃国王以换取边界的短期宁静。安吏之乱后，唐政府在军阀、宦官和朋党的折腾下国力大大衰弱，对吐蕃王国完全失去控制。吐蕃王国在西南边境发动一连串不停止的攻击，不断宰割唐王朝的肢体，掠夺土地人民，并在掠夺的土地上建立军事重镇，维州就是其中之一。唐政府不断丧师失地，西南边境全部残破。把李德裕调往前线和吐蕃对垒，等于是把他放在死亡线上，牛党的这步棋可谓煞费苦心。
李德裕担任西川节度使期间，命运对唐王朝格外眷顾，吐蕃王国维州主将举城归降。这个失陷已久，百战不克的军事重镇一旦物归原主，唐政府文官武将无不弹冠相庆，认为这是唐王朝中兴的象征。李德裕兴奋之余，立即拟具乘势收复失土的反攻计划。李宗闵、牛僧儒作为唐政府的官员，对维州的归降应该是高兴的；但他们担心这个对唐政府有益的胜利对李德裕也一样有益，李党会因为这个胜利而增强实力。于是牛、李二人不顾国家兴亡，指责李德裕擅开边衅，说什么“中国跟吐蕃和解，唯‘信’与‘诚’而已，得到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而失去信和诚，就不能立国。”最后居然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责令李德裕退出维州，交回降将。吐蕃王国就在边境上把降将和他们的家属以及随从千余人全部用酷刑处死，用以镇压内部的叛变，和嘲弄中国官员的昏聩糊涂。吐蕃王国的军民因此众志成城，不再做出投降唐政府的傻事。唐王朝的处境进一步被动。
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牛僧儒、李宗闵为了党派的短期利益，竟然用实际行动来援助祖国的敌人，砍伤祖国的肢体，目的仅仅是为了在党派斗争中占据上风，真不知道他们当初读的什么书，受的什么教育！
宋王朝的知识分子喜欢拉帮结党已是不争的事实。举世闻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是在新旧两党的斗争中演进的。以王安石为首的支持变法的官员称为“新党”；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变法的士大夫官员称为“旧党”。士大人站在旧党的立场上，不仅反对变法，而且对新党的所有动议（包括与旧党思想体系合拍的动议）都疯狂地反对。
宋帝国有一个不成文法，皇家教师给皇帝上课时，一向是皇帝坐着听，而教师站着讲的。王安石建议：儒家学派一直提倡尊师重道，应该让教师坐着讲解才是。旧党一向标榜为儒家思想的卫道士，这个建议应该很合他们的胃口，但因为是新党领袖王安石提出来的，他们就不分亲红糟白予以反击剥斥。旧党骨干吕诲在弹劾的奏章上说：“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礼，也不知道君臣之分。”他要求严惩王安石这个奸邪。
至于著名的“韩琦七项奏折”，我在《痛心疾首说变法》一文中已经提到过了。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思想保守，固执己见，从骨子深处仇视深层次的社会变革。
前文已经说过，士大夫所受的教育只限于儒家学派的九本儒书，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尊祖崇古，强调祖宗的法度不可变。由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士大夫也就自然而然地保守固执，表现在学术上是机械地照搬儒书上的教条；表现在政治上是反对任何古代没有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
除了纪元前四世纪的公孙鞅在渭河流域策动的那场令处于草昧状态的秦王国一朝而霸，天下重归一统的商鞅变法外，中国的变法都是失败的。尤其是中世纪的王安石变法和近代戊戌维新的失败，令后世的中国人扼腕叹息。只要这两个变法中的一个取得成功，今天的中国将是无与伦比的世界强国。在国外，阻碍变法的往往是最高统治者，中国则不然，最高统治者皇帝往往是变法的支持者和领导者，如宋神宗赵顼和光绪皇帝就是这两次变法运动的护法神。中国变法的失败，既得利益阶层是当仁不让的罪魁祸首，除此之外，士大夫也站在变法的对立面，他们本能地反对任何祖宗法典里没有的新法。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士大夫最重要的“政绩”之一。司马光是一位正统的儒家，死死地抱住祖宗的法度不放手，他和皇帝赵顼之间有一段生动的对话，充分表露了他的保守思想。赵顼曾问他：“纪元前二世纪的西汉王朝，如果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萧何制定的法律规章不加改变，你以为可以吗？”司马光回答：“当然可以，岂止西汉王朝可以，即令纪元前二十四世纪的那些帝王，和他们的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规章，一直用到今天的话，也都是最完善的。西汉王朝皇帝刘彻改变祖宗的法，盗匪遂遍中国。汉元帝改变父亲的法，西汉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规章，绝不要有任何改变。”司马光是当时知名度极高的士大夫，他主编的中国政治编年史——《资治通鉴》长达四百万言，直到今天仍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很多政治家的案头都放着此书作为执政的参考。他的思想尚且如此，其他士大夫就更不用说了。众所周知，苏东坡和王安石都名列“唐宋八大家”，二人属同时代人，前期关系一直不错，后期反目为仇则起因于苏东坡对新法的排斥和抵制。苏东坡是一个品格光明磊落的人，作为士大夫中的一员，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思想保守的通病；但他的灵魂比其他士大夫要高贵一些，判断力不受党派的局限，能够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看问题。他后来发现了新法有不少可取之处，所以在司马光当权后下令撤消纵是旧党也不得不承认是最好的改革“募役法”时，苏东坡再三力争不可，司马光因此怒不可遏。因为士大夫的顽固抵制，中世纪这场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半途而废，北宋王朝也随之寿终正寝，站在胜利一方的的士大夫这才发现他们胜利的果实是如此的苦涩——作亡国奴的滋味着实不是好味。
十九世纪末期，除极少数士大夫队伍中的精英人物外，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对维新运动的发起人康有为之流恨入骨髓，极力撺掇哪拉兰儿把那场有望使中国脱颖而出的变法运动扼杀在血泊之中。中国也自此陷入长达半个世纪的血腥混战。士大夫在乱世是最可怜的群体，他们怀抱的儒书在刀光剑影的战场狗屁不值，别说作上等人发号施令，连混口饭吃都极为困难，甚至成为武夫为显示优越感而实施屠杀的最理想的对象。可这又能怪谁呢？还不是士大夫自作自受。
戊戌变法前三十年，日本政府也发动了震悍世界的变法运动，即著名的“明治维新”。这个比中国要落后几个世纪的草昧小国变法成功，一跃而成为亚洲大陆的霸主。日本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没有科举制度和士大夫阶层。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宽阔的，只要领导人决心改变航向，它就可以改变，不会遇到象中国领导人遭遇到的士大夫阶层的整体对抗。士大夫所受的全部教育是两千年前的儒书，儒家学派强烈的保守和崇古本质，养成士大夫最突出的冥顽性格，八股文的机械训练，更使士大夫脑瓜里残存的想象力荡然无存。士大夫习惯于不用自己的思想，对社会现象从不去作冷静的思考，因此对任何社会变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都狂热地对抗，养成一种不切实际发高烧的毛病。日本知识分子也有这种毛病，但病情要轻得多，大多数能冷静思考自己国家的缺点，虚怀若谷地接受能促使个人和家国富强进步的文化。所以日本变法能够成功，日本能够强大起来。
也许有人要说，士大夫并非反对变法的阶级，象两次伟大变法运动的发起人王安石和康有为都属于士大夫阶层。这种说法未免有失偏颇，王安石、康有为虽然是士大夫出身，也属于儒家学派，但他们超越了他们的阶级，解除了儒家加给他们的束缚，事实上他们已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而是士大夫队伍中的叛逆人物。
——一盘散沙，没有团结御侮的意识，好喧哗取闹，成则独擅其功，败则彼此推诿。
人人都知道秀才造反，成不了大事。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秀才贪生怕死，不敢冒大的风险，尤其是拿生命做代价的风险。每逢反政府的起义举事，秀才总是把个人的退路先找好，然后跟在大众后面起哄，没有勇气站在队伍前列抵挡刀枪剑戟，如此畏首畏尾的人难得有什么号召力。二是秀才心胸狭隘，不能容物，不能团结有共同志向的同盟军。没有群体的力量作后盾，一个人再聪明再有能力也孤掌难鸣，顾此失彼。三是秀才好喧哗取闹，喊得多动得少，大敌当前时总是用大言不惭的口号鼓动别人向前冲，自己则缩头缩脑地站在队伍后面最安全的地方。如果已方得胜则挤到前面自我表功，声称自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一旦露出败象就率先脚底抹油——走人，事后再把过错推给别人，诡称失败的原因是某某人不按他的“计谋”行事。这里说的秀才就是指士大夫。
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里的白衣秀士王伦就是秀才造反的一个典范代表。他被贪官逼得走途无路时，只好上梁山打家劫舍。但他没有容纳英雄豪杰的胸怀，对上梁山投奔他的人，如果被认为能力高于他就一概拒绝接纳。因此他的实力一直得不到壮大，只能东晃一枪西射一箭地小打小闹，对官军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随时都有被官军和其他“山大王”吞没的危险。末了一位能力高于他的部下林冲在忍无可忍之余一刀把他砍死，梁山才开始兴旺起来。
蒙古帝国统治中国期间，元政府依职业性质，把帝国人民划分为十个等级。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士大夫被列为第九等，比儒家所最卑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在蒙古人眼中，士大夫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对国家社会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在蒙古故土的沙漠地区，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儿童，都要从事生产劳动，在他们知识领域内，实在想不通世界上还有专门读书和专门做官的这种行业。基于这个成见，元政府取消了科举制度，也不准蒙古人读中国书，尤其不准读儒书。
科举制度和儒书是士大夫的命根子，没有这两样东西，他们就失去了活命发迹的本钱，不但不能升官发财，连勉强活下去都很困难。无论是从民族尊严还是个人出路士大夫都应率先揭杆而起反抗蒙古统治者；但基于上述的原因，他们没有“犯上作乱”，而是卑躬屈膝地作蒙古人驯服的奴隶，连妻子女儿被蒙古人糟蹋也忍气吞声，实在忍受不了时就在背地里小声发上两句连自己都听不清的牢骚。蒙古帝国末期，汉民族向蒙古人发动了复仇式的攻击，变民领袖都是平民，不是盐贩布商就是教主算命先生，没有一个是士大夫，说明士大夫爱国的言论多于爱国的行动，即令有行动，也没有影响力。
士大夫不团结的劣根性在今天的知识分子身上仍有很深的烙印。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人际关系都相当紧张。在一个没有胸怀，没有包容性，没有全局观念，互不买帐，好口舌之争，自认为老子最聪明最清醒的群体里，人与人之间要能相处得好才是怪事，结果人人都活得很累，
——皓首穷经，变节求官，官性大于人性，“官本位”价值观深入骨髓。
清王朝的天才作家吴敬梓写了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儒林外史》，对士大夫阶级作了一幅全方位的画像。吴敬梓笔下的士大夫是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为了科举考试死啃儒书，一头埋在故纸堆里不问世事，甚至于连妻子儿女也不闻不问。只要没有考中举人进士，就是胡子拖到膝盖也抱着儒书伊呀呤哦。除了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外，他们什么也不干，养家糊口好象与他们无干，不惜让柔弱的妻子去操劳只有男人才能胜任的体力活。由于一门心思应付科举的缘故，他们的人格或多或少有点变态，对亲属的感情极为淡漠，连儿子饿死在堂也不肯放下儒书。一朝科考得中，长期被压抑的人性如山洪溃堤，以至丑态百出，做出许多荒唐可笑的闹剧。如穷秀才范进直到五十多岁才中了举人，接到喜报时竟欢喜得发了疯，披头散发跑到大街上大喊“中了！”“中了！”象范进这样的儒生在当时的社会远不止他一人。《儒林外史》虽是一部小说，虚构的情节在所难免，但却是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真实写照。
士大夫倾毕生精力应付科举考试，终极目的是为了当官，官帽子才是他们全部神经的敏感区域。为了当官升官，他们可以把儒家学派的全部道德信条抛到一边，干出诸般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卖友求荣的勾当。什么“温、良、恭、谦、让”，什么“礼、义、廉、耻、信”，如果不能有助于升官晋级就去他妈的，所有的价值标准都得围绕着官帽子打转。前些时我无意看到一篇小说，写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公务员为了升官，竟别出心裁地去挖自家的祖坟，得到两件明清时期的仿古花瓶，然后连夜抱着这两个花瓶去行贿爱好古董收藏的上司，说明今天的知识分子血液中仍遗留着传统士大夫的余毒，对国家民族的振兴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看完这篇小说后，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哀：苦难的民族，你身上的包袱竟如此地沉重，可本世纪你得轻装上阵啊！
“官本位”价值观是中华文明最丑陋的部分。官本位价值观的形成是士大夫有意培植的结果，因为他们的全部工作就是读书做官，读书只是手段，做官才是目的，没有做官的读书在士大夫眼中只有傻子才干。正因为士大夫是专门做官的阶级，他们就把官职的高低作为衡量一切社会价值的尺度。官大的才高德高，官小的才小德少，无官的则无才无德。商人挣的钱再多，如果不能买顶官帽子，你的身份仍是一个平民，一个输得精光的小官僚也可在你面前颐指气使。你在科学上作出了重大的发明，哪怕国家的富强全仰仗你的发明，但如果政府不给你一顶象样的官帽子，人们照样不把你当回事。你贪污受贿弄得民怨沸腾，但如果你把搜括所得来贿赂上司并因此升官，昨天骂你的人照样说你有板眼；你一肩明月两袖清风，上司因从你身上得不到好处而罢你的官，昨天称道你的人一转眼就会说你没用。结果鱼肉百姓祸国秧民的小人众星捧月；为民请命忧国忧民的君子折戟沉沙。在士大夫还没有成气候的春秋时期，屈原爱国遭贬，悲愤之余抱石沉江，当地百姓还争先恐后划着龙舟去救他；这样的场面在宋王朝以后不可能再出现了，除了至爱亲朋外，谁会去救一个丢官自杀的人呢。
中国的“官本位”价值观还表现在对人的称呼上。在西方，人们对总统照样直呼其名，大不了在姓氏后面冠以标明姓别的“先生”“女士”二字。如果你称布什先生为“布什总统”，布什不但感受不到尊敬相反可能感受到揶瑜。在中国就不同了，一个人无论当了多么小的官，你都得用职位来称呼他，直呼其名则是最大的不礼貌。即使是你朝夕相处的同学蜜友，直呼其名也只能在对方没当官之时。一旦有一方当了官，哪怕只是“股长”级小得不能再小的官，你的称呼马上得改口，如果你怕对方尴尬而直呼其名，你们的关系就完结了。这点在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当了官的若是你的战友工友，你直呼其名也许不会出问题；但当了官的若是你的知识分子朋友，你直呼其名肯定要出问题。
（三）
士大夫在纪元前一世纪的西汉王朝开始出现在政坛，那时朝庭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轮，仿效战国时代“招贤”办法，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士。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群，遂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到了东汉时期，朝庭再仿效西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人数更形增加，并终于凝聚成为一股力量。但士大夫最终成为控制政府的势力，则在唐王朝科举制度确立之后。唐王朝以前，士大夫步入政坛全靠贵族的恩赐，如果贵族不推荐，他们就是再有学问和德行也是柱然。因此士大夫对贵族多少有点感恩戴德，施政时不可能不看恩主（贵族）的脸色行事，不可能形成独立于贵族之外的政治势力，不可能不受贵族的影响左右朝政，更不可能控制政府。科举制度确立之后，士大夫通过公平竟争性考试谋得官职，自认为他们的官职是靠自己的学问挣来的，不是贵族恩赐的，因此也不用对贵族报知遇之恩；相反还认为贵族的显赫地位是靠祖宗福荫，贵族自己则是不学无术的庸才，不象士大夫一样有真才实学，于是很有点从心底瞧不起。这样，他们在政府不但不用看贵族的脸色，还故意和贵族抗衡对着干，中唐时期的“朋党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宋王朝虽然积弱不振，但却是士大夫的乐园。宋王朝社会异于唐王朝社会的是，门弟世家消灭。唐王朝末期和五代十国时代，那些跟盗匪没有区别的所谓政府军队和将领，往往屠杀门弟世家，以夺取他们的财产，尊贵的门弟已失去有效的保护。同时，长期劳力缺乏，土地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以供养大批寄生分子，尊贵的世家也不得不被迫星散。宋王朝对封爵贵族也同样严格防范，亲王、附马都没有实权。所以国家统治阶层全由士大夫充当。士大夫不但掌握了全部政权，而且掌握了全部的军权，因为赵姓皇帝为了防止“陈桥式兵变”，剥夺了武将的军权，改由文官统率军队。宋王朝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部长级高级官员，你的出身再高贵，哪怕是皇亲国戚也要受士大夫的领导。于是士大夫对政府有绝对的控制权，在社会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士大夫在宋王朝如鱼得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言论自由的王朝（这种自由仅限于官僚），士大夫对他的言论所负的责任很轻。朝庭允许任何高级官员随时可以向皇帝提出意见，或随时对宰相以下提出批评抨击，这对于以写文章为主要学问的士大夫确然是一个好制度，使他们舞文弄墨的英雄伎俩有了用武之地。士大夫本应利用这种宽松环境来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和人权法案，但他们所受的儒家教育窒息了他们的灵性。他们不但没有利用这个有利制度来促使中国政治现代化，相反随时随地对任何进步改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发表反对的言论，目的不在于把自己的意见付诸实施，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于是再小再无聊的事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论。
元帝国是士大夫的坟墓，蒙古政府取消了科举制度，士大夫失去了作官的机会，在帝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从最尊贵的阶层一下子跌入到社会的最底层，连他们一向瞧不起的贩夫走卒都可在他们面前表现优越感。因为这些人的社会地位比他们高。在蒙古政府为帝国人民划分的社会等级中，士大夫屈居第九位，连娼妓也比他们高一个等级。在蒙古人心目中，娼妓能够创造财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阶级；而士大夫则是全靠他人养活的彻头彻尾的寄生虫，这对于在荒凉苦寒的沙漠地带成长起来的以劳动为美德的强悍民族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尤其让蒙古人瞧不起的是：这个自以为高贵尊严的群体在淫威暴力的压制下居然能够出奇地忍辱负重，谁也没有拿起武器造反，向执政府讨回尊严，这样的群体真是一个理想的奴役对象，不去虐待他们那才叫天理不容。无独有偶，二十世纪中期，知识分子也被划分为第九种人，还在前面加了一个“臭”字，简称为“臭老九”。臭老九不但不能当官，还被大批赶进牛棚，白天从事养猪掏粪等他们一向所不耻的最低贱的体力劳动，晚上则被他们一向羞于与之为伍的“泥腿子”批斗（从精神上百般凌辱）。值得一提的是：臭老九最大的反抗行动是自杀。
明清时期的士大夫有地位但没有尊严，而失去尊严的人地位再高也是柱然。但士大夫并不在乎这些，只要能给他官做，人性的尊严可以暂时搁置一边，为了尊严而失去官位在他们眼中才叫天大的傻事。明王朝的士大夫为了升官晋爵，竟然挖空心思给皇帝配春药和向宦官疯狂地谄媚。在清帝国各级政府，汉人官员（士大夫）见了满人官员都要下跪。会议的时候，满人官员昂然上座，汉人官员长跪在他们的身边，满洲人不开恩叫他们起来，士大夫不敢起来。有时满洲人谈的高兴，忘记开恩，年老的士大夫跪的太久，竟然仆倒在地。但士大夫只要能够当官如故，跪着办公并不认为是一件不能忍受的待遇。士大夫不但没有尊严，还没有任何自由，言论和行动自由都没有。朱元璋得天下后，士大夫连不当官的权利也被取消，一直受社会尊敬的“隐士”与大奸大恶的罪犯一样被处极刑。如果你想辞官不干（士大夫很少干这事），李仕鲁则是典范，他在金銮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叫武士摔死阶下。
本文的标题是《士大夫的悲哀》，但主题则是“知识分子的悲哀”。文章最初就是定的这个标题，但因害怕招来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普遍敌视，才改为现在的标题。读者可以看到，我在文中一直努力回避“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但仍不可避免地经常提到它。好在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是一个近义词，我的初衷读者应该体会得到。我在论述知识分子的悲哀时，并不是从整体上否认知识分子群体，也不承认其它的社会群体都比知识分子优越，就象《丑陋的美国人》这本书并不说明美国是世界上最差的国家一样。我在文中只论述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不能因此断定知识分子身上就没有可取的优势。事实上知识分子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如有学问，自制力强，有较高的道德情操，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头脑较为清醒，不容易被愚弄等等。这些不是本文论述的范围，本文的初衷是忠实地暴露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使知识分子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弱点，并进而战胜这些弱点，使自己的能力和德行有更高的超越，真正成为社会最优秀的阶级。知识分子只有从改正自己的不足着手，才能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尽管我在文中专门说知识分子的“不是”，但我在情感上是偏爱知识分子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上述的弱点劣性我或多或少也沾染一些。我写此文的用心和《丑陋的美国人》的作者一样，他想使美国更强大我想使知识分子更优秀，并因此更受全社会的尊重。
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一下：文中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并不包括知识青年（太学生或大学生）。知识青年无疑是中国社会最有良知也最为进步的阶级。在国难当头的时刻，知识青年不止一次率先站起来掀起伟大的救亡运动，用自己的胸膛去迎击侵略者和反动政府举起的血淋淋的刀剑，为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普写出最悲壮最雄浑的最强音。但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知识青年一旦走向社会成为知识分子，就很难抗拒士大夫的“同化”，他们高贵的灵魂不久就会沾上污点。
在本文将要结束之际，我把今天知识分子的弱点概括如下，便于读者与士大夫的劣根性进行比较，并因此发现士大夫文化对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
“自视过高，互不买帐，好口舌之争，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争个是非曲直。
过分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正视他人的优势和长处；办事分不清主次，总喜欢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自我表现。
没有全局观念，不善在协同事业中作出必要的让步；在宽松的环境中过分吹毛求疵，在淫威和暴力的压制下又能出奇地忍辱负重。
对自己的不幸记忆深刻，对人类的痛苦则引不起深刻的同情。
好抱怨不好行动，台下勇士台上懦夫。
对个人的安危进退过于在乎，缺乏为共同事业所必需的牺牲精神，结果付出的代价更大。
思想固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对他人求全责备，对自己遍设台阶，很少在口头上肯定他人的能力。
行为懒散，作风疲沓，缺乏进取精神；自以为掌握知识就可坐享其成，丝毫意识不到知识与贡献是绝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报酬只能以贡献来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