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文王“宝训”的发现
清华简《保训》记载的是周文王遗训。其中说：
惟王五十年，不瘳。钦哉，勿轻！
在竹简整理之初，李学勤先生根据第一句“惟王五十年”就断定其中的“王”指的是周文王。（刘国忠：《走近清华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4月）经过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这就是周文王的遗言。从简文记载可知，周文王晚年病重，感觉自己来日不多，恐怕来不及给太子“宝训”，于是就将他的儿子姬发叫到跟前，对他进行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训教。
周文王主要向周武王讲了两件事。
其一，是舜得帝位。
昔舜久作小人，呜呼！发，钦之哉！
这是讲的由尧到舜，舜得帝位的史事。其中，舜“自稽厥志”，不懈努力，“求中”而“得中”，最终获得帝尧的称赞，继承帝位。
其二，是上甲微“复”仇。
昔微矵（假）中于河，用受大命。
上甲微是商汤的祖先，微的父亲曾到有易做生意被杀，微要报仇，因此“假中于河，以复有易”。从这一故事看，微在复仇之后，又“归中于河”，并“传贻子孙”，从而“用受大命”。
可以看出，文王临终所恐坠落的“宝训”当为“中”。什么是“中”？我们认为，李学勤先生所说是正确的，即这里的“中”就是儒家所倡言的“中道”（李学勤先生：《周文王遗言》，《光明日报》2009年4月13日）。文王遗训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文王临终所教给儿子的，一定是最重要的东西。按照这样的思路，这两个故事之间还应有内在的联系：前者通过舜的事迹，文王告诫太子发要勤苦努力，增长才干，了解民情，知民之性，尽快成长，使自己具备应有的能力；后者则是通过上甲微解决历史遗留的矛盾，使太子发学会如何处理纠纷，应对复杂事务，以使社会安定。这两个故事，一个是如何掌握治理国家的本领，使自己通达；再就是如何运用治国本领，更好地统驭天下。二、周代的“中道”传承
对于“中道”，人们的理解有很多不同。其实，这个“中”与儒家所倡言的“中庸”也是一致的。只是“中庸”曾经被深深地误解。
关于“中庸”之“庸”，《说文》曰：“庸,用也。” “庸”本意就是“用”。借助郭店楚简《五行》和文献学的帮助,不难考辨出“中庸”的原义就是“用中”。“用中”也就是“用心”，用心之道就是“诚”。如何在实践中用“中”？如何把握“中”道？“中”是不断变化的，
文王对太子发提出的要求是严格的，而且他希望太子发认真遵行，不要松懈。为了周朝安宁与发展，要他保持一个诚敬的态度。
西周时期，“中道”思想很受重视。《逸周书·武顺解》记周人说：“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东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这种朴素的“人道”主张与“天道”、“地道”合观，将人放在天地之间，没有孤立地看待人的问题。人道尚“中”被认为像“日月西移”和“水道东流”那样自然而然，理应如此。所谓“耳目役心”，实际是“耳目役于心”，人们看到的、听到的信息，要用心去思考、分析、把握，要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这才能达到“中”。那么，这个“中”的标准是什么？这个“中”就是“礼”。符合礼的为“中”，否则就不是“中”。 所以《逸周书·武顺解》又说：“天道曰祥，地道曰义，人道曰礼。”这里的“礼”符合天理、人情。西周职官中有“师氏”，具体职掌邦国事情是否合乎法度、礼制。三、孔子所谓刑罚之“中”
在周代的“中道”传承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方面，这就是所谓刑罚之“中”。除了舜“求中”而“得中”，《保训》的另一个故事与刑罚之“中”有关。周代重视社会教化，西周有“以刑教中”的说法。在孔子思想中，刑罚之“中”与“圣人”之治相互统一。孔子认为政治治理的最高境界是“圣人之治”。他说：“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孔子家语·刑政》）刑罚是德政的补充，刑罚只对付那些“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的人。刑罚之用就应当能够惩戒世人、彰显是非。在政治实践中，力求做到刑罚之“中”十分重要，它关系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孔子的思维深度往往令人惊叹不已。儒家特别重视为政者的品质与道德。从本质上讲，儒家思想是关于社会管理的学说，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为政的“君子”应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四、孔子的“时中”智慧
孔子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他常常谈到“古之为政”的经验，孔子依据《周礼》而言，说的正是“以刑教中”。孔子也谈到古代为政的方式。与其他各家各派的学说一样，儒家思想的宗旨也在于“治”。治理天下，有“德政”与“法治”两途，二者缺一不可。然而，在孔子看来，治国就像驾车，古代善于驾御天下的天子，。孔子认为用刑应当十分慎重，在他看来，刑罚仅仅是德政的补充，或者说是“教中”的手段。在孔子儒家思想体系中，“中庸”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宋代，阙里孔庙的大门称为“大中门”，可见时人对孔子“中庸”学说的理解。因此，中国历代特别是宋代，学者们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在苦苦思索，这便是“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如何使自然的人变为一个社会的人，如何处理好“天理”与“人欲”的关系，达到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协调统一。于是，“天理”被格外地强调出来，处理“天理”与“人欲”的“度”便是“中”。
人处在社会中，时时处处都需要“中”。但真正做到“中”并不容易，长期做到“中”则更难。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又说：“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礼记·中庸》）可谓意味深长！
在具体的行为实践中如何理解“中”？怎样才能做到“中”？孔子说，简单地说，以“中”的要求理事无非就是依礼行事。当然，“中”的要求却不是简单的循礼而动。孔子主张用“中”，但“中”绝不是静态的，不是静止不变的。孔子儒家的“时中”智慧在于因时行止，在于“进退无恒”，在于“知至至之”、“知终终之”（《易·乾·文言》）所以，《淮南子·人间训》说：“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以动，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从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我们可以反观孔子“中道”思想的广阔背景和深刻来源；从周文王临终前对太子发的反复叮咛，我们可以进一步去体会孔子“中道”思想的博大精深。
